建立在对合犯罪论基础之上的共犯论具有对合性，可以说是一种对合的共犯论。
但我国法院地方化问题突出，已成为司法不公与公信力缺失的体制性成因。司法是纠纷解决的最后防线，意味着人们会预测司法的权威解决方案以便解决当前的纠纷，因此，可以想象智能审判辅助技术可以面向社会开放，甚至以公私合作的形式通过市场来提供准司法服务。
人类决策者的法律推理以人类模糊决策的方式并以自然语言展开，在技术的层面上，如何建构便于机器处理的可计算模型来实现自动化决策或智能审判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先哲曾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而现代科技的发展正在打破这一整套为我们所熟知的司法制度，同时也挑战着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基础。经过反复深化凝练，总结出以下三个层次十大核心问题。第五，法律推理模型的重构与可计算化实现方式。
智能辅助审判对于重复率高的简单案件相对有效，因此，需要对案件结果作初步预测、风险评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流。（作者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苏俄刑法典》第17条指出:二人以上故意共同参加实施某项犯罪，是共同犯罪。
但其具有被害人同意的情节，因而属于故意杀人罪的减轻类型，这也是某些国家刑法典对其专门设立罪名的主要根据。但根据行为共同说，只要甲乙共同实施了轮奸行为，即使乙因为没有达到刑事责任能力而不构成犯罪，也不能否认甲乙之间成立轮奸，对于甲应当适用轮奸的相关处罚规定。因为郭永杭是在高海明伙同他人将被害人劫持以后才对被害人看管的，如果郭永杭是非法拘禁罪的单独正犯，则其非法拘禁的实行行为是不完整的，令其对高海明的劫持被害人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就缺乏足够的法理根据。即使是犯罪构成理论专著，在论述共同犯罪的犯罪构成的时候，也是从犯罪构成的四要件出发，认为构成共同犯罪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共同犯罪的客体;(2)共同犯罪的客观要件;(3)共同犯罪的主体;(4)共同犯罪的主观要件。
因此，分则性的必要共犯属于广义共犯，严 格来说不是共犯理论的内容。综上所述，构成共同犯罪，必须是犯罪的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统一。
因此，责任共犯论是从责任要件上，将共犯与正犯相连接。而根据共犯从属性说，否定没有正犯的共犯，因而共犯的成立应当以正犯存在为前提。有些国家刑法典明确设立了教唆、帮助自杀罪，对此，完全可以直接认定为该罪。基本的构成要件大体上是关于既遂犯而且是单独犯的。
只有在阶层犯罪论的框架中，共犯的相关问题才能得以展开。而帮助行为是在他人实施构成要件行为的前后过程中予以心理和物质上的帮助，虽然帮助行为不像教唆行为那样直接引发正犯行为，但通过介入正犯行为而与构成要件结果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我在共同犯罪研究中，采用了德日刑法教义学的主要概念，例如共同正犯、间接正犯以及主要共犯理论，例如行为共同说与犯罪共同说、共犯从属性说与共犯独立性说等。因果共犯论也称为惹起说或者引起说，其基本原理在于共犯行为与正犯所造成的构成要件结果具有因果性。
那么，《德国刑法典》第29条是如何规定的呢?《德国刑法典》是对参与者之独立可罚性的规定:各参与者依其罪责而受处分，无关其他参与者的罪责。(2)从犯罪的客观要件来看，各个共同犯罪人必须有共同犯罪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
这个共同犯罪的概念和《苏俄刑法典》中的共同犯罪概念相比，《苏俄刑法典》中的共同犯罪概念中规定了实行犯、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因而在逻辑上涵括了正犯和共犯。这就是说，实施犯罪的大多数人不仅在客观上必须有共同的行为，在主观上还要有共同的故意，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而我国共犯理论是建立在对合犯罪论基础之上的，根据共犯与正犯的逻辑关系分析，不存在共犯对于正犯的从属性，因此是采用极端从属形式。原来日本采用严格限制说，既要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才成立共犯，而现在则主张限制从属性，只要求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就够了。因为它是活动——几个人实施同一个犯罪的活动——的特别危险的形式。共犯处罚根据利益从立法论和解释论两个方面展开，其中立法论提供了共犯处罚的规范根据，解释论则为共犯处罚提供教义学根据。共同犯罪只是创造了责任的特殊形式。条件说，又称为全条件同价说，或者条件与原因等同说，它认为条件即原因，而所有条件对结 果的作用力相等。
因此，立法者可以从中得 出结论，每个原因人，只要他实施了违法的和有责的行为，均可视为正犯，且因此得为实现构成要件承 担责任。不同于限制正犯论肯定正犯与共犯之间的区分，扩张正犯论则否定正犯与共犯之间的区分，直接将共犯等同于正犯。
在非法拘禁罪上，高海明与郭永杭之间成立共同正犯。例如《日本刑法典》第202条规定:教唆或者帮助人使其自杀的，处六个月以上七年以下的惩役或者禁锢。
一般认为，教唆犯惹起被教唆人的行为，因而两种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由此形成二重的因果关系。贝林在这里所说 的实施符合法定构成要件行为的人就是正犯，正犯是由刑法分则规定的。
例如，我在我国刑法学界引入了间接正犯的概念，用来分析教唆没有刑事责任能力人犯罪的案件处理问题。总则性的任意共犯属于狭义共犯，只有狭义共犯才是共犯理论需要研 究的，而这种研究的必要性在于: 狭义共犯的定罪根据何在? 围绕着狭义共犯的定罪根据问题，限制正犯论认为，教唆和帮助等共犯行为不是刑法分则规定的 构成要件行为，因而不能从构成要件中寻找定罪根据。马克昌教授在介绍犯罪从属性说和独立性说的基础上，对我国刑法中的教唆犯性质也确定为从属性和独立性的统一，只不过马克昌教授认为我国1979年《刑法》第26条第1款规定表明，教唆犯既具有从属性又具有独立性，而第26条第2款规定则只有独立性没有从属性。正是因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没有严格区分正犯与共犯，并以此为前提论证共犯处罚根据。
在苏俄学界曾经讨论过正犯与共犯的关系，主要是共犯从属性理论，但最终受到批判。一天，其女(时龄12周岁)前来刘某住处，刘某指使其女用家中的鼠药毒杀金某。
在德日共犯论中，经常涉及没有正犯的共犯是否可罚的问题，并引起各种不同共犯理论的争论。在这种观点里，共同正犯最终也是实现构成要件核心的，而教唆犯及帮助犯(狭义的共犯)虽不能说是直接地符合构成要件，但可以承认它们具有修正后的相符性。
在此，特拉伊宁对共同犯罪的犯罪构成进行了论述，强调了客观上的因果关系和主观上的罪过对于确定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的重要性。相对于责任共犯论而言，违法共犯论并不是从正犯的责任而是从正犯的违法性中寻求共犯的处罚根据。
例如，德国学者也提出了正犯与共犯理论的体系地位问题，主张共犯理论(Teilnahmelehre)是构成要件理论的一部分，在肯定正犯是自己实施构成要件该当的行为或通过他人实施构成要件该当的行为或作为共同正犯参与此等构成要件该当行为的同时，认为教唆犯和帮助犯则处于构成要件之外，它们的可罚性的前提条件，部分产生于相关之构成要件，其次产生于与分则中的构成要件有关的总则中的补充规定。高海明出于勒索财物的目的与没有勒索财物目的的郭永杭共同对被害人进行扣押、监禁。我国刑法承继了《苏俄刑法典》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同时又体现了我国的特色。在上述夏锡仁故意杀人案中，虽然是死者提出自杀的要求，而夏锡仁的行为具有帮助死者完成自杀意愿的性质，夏锡仁在死者同意的情况下，完整地实施了将他人杀死的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属于故意杀人罪的共犯，不能再认为是帮助自杀的行为。
因此，特拉伊宁是从犯罪成立的意义上讨论共同犯罪的，这是以主客观要件为中心的整体性的分析方法，并且从帝俄到苏俄，再到当代俄罗斯一脉相承。违法共犯论是以违法性为基础的一种共犯处罚根据论，它认为共犯的处罚根据在于促使正犯实施符合构成要件并且违法的行为。
对此，我曾经指出:绑架罪和非法拘禁罪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绑架罪属于特别法，非法拘禁罪属于普通法。相对于共犯处罚根据的立法论而言，解释论是极为复杂的，它是在立法论的前提下，进一步为共犯处罚提供法教义学的理论根据。
如果说，正犯是典型的犯罪类型; 那么，共犯就是特殊的犯罪类型。如果帮助者主观上明知他人有强烈的自杀倾向，客观上仍通过言行进一步强化他人自杀的决意，并提供自杀工具或者帮助他人完成自杀行为的，应当认定帮助行为与他人死亡后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对帮助者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